分析德國展館設計模式真的適合中國嗎？

德國展館設計模式真的適合中國嗎？除上海，廣州，北京，成都和深圳這五個城市外，其他城市的展館出租率如何？如運營不成功，那當初的設計是否值得商榷？

古希臘的《伊索寓言》等著名作品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目前，《烏龜與野兔》甚至被重新解釋為管理和戰略案例或鼓舞人心的故事。寓言使用虛假的故事或擬人化的方法來解釋某個真相或教訓，并使用隱喻性的故事來闡明真相并給人們以啟發。

在企業管理，政府干預和控制中，存在一些虛構的“寓言”，它們的負面或負面影響不容小覷。它們甚至可能損害企業的生產和經營，一個地區甚至一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 。

在這里，對“寓言”以及展覽企業的經營管理模式進行了初步的解釋。

“寓言”有待討論

首先讓我談談展館模型。

目前，已投入使用且正在建設中的展廳都以德國為基準，并從德國展廳的設計中汲取了經驗：位于郊區或遠離市區的一廳一廳并排放置，每個大廳的可用面積為10,000平方米左右，可出租的展覽面積通常超過200,000平方米，會議和餐飲設施很少。

不可否認，德國館的設計模型具有優勢，在漢諾威，法蘭克福，慕尼黑，杜塞爾多夫和科隆的場館也是成功的案例。德國展館模型被認為是中國展館建設領域的“圣經”。政府官員，學者和所有人都以德國館的設計和運營為例，以證明德國館的設計模型是最好的。北京中國國際展覽中心的新舊展覽館，上海浦東新國際博覽中心和即將舉行的宏橋展覽館，以及武漢，鄭州，烏魯木齊，長春，青島，廈門，長沙等地的展覽館所有城市都被引用。 ，帶有稱為“基準化”的高級術語。

借此，只是想問：德國館的設計模式真的適合中國嗎？除上海，廣州，北京，成都和深圳這五個城市外，其他城市的展館出租率如何？如果操作不成功，原始設計是否值得商?？

首先，德國和中國的國情不同。德國的制造業和運輸業發達。德國人嚴謹且高度國際化。我們只能佩服他們。此外，德國展廳大多由政府和展覽公司共同建造。展覽公司既是場地的股東又是顧客，在場地的運營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讓我們談談無法繞過的1：9。

當談到展覽業對當地經濟的刺激作用時，業內會有兩種觀點：

首先，會展業的1：9經濟刺激概念已經深入人心，這是無可爭議的。于華根據一些大型展覽的研究得出了1：9的結論，這些展覽有大量的國際參展商，且準備時間很長，例如北京車展（該結論使用的樣本不足，僅限于北京和上海）。 ），我從未見過其他科學論據。據報道，1：9是一個由有權說話的人隨機“收集”的數字。在國外沒有關于1：9的討論。

其次，新華網在2002年11月27日發表的“上海亞洲會展之都，每天充滿活力，精彩紛呈”的報告中指出，“如果在一個城市舉辦國際展覽，就好像一架飛機在城市上空飛行。撒錢。世界展覽巨頭對展覽經濟的綜合利益發表了評論。”這可能是第一個引用“世界展覽巨人”的評論的官方媒體，我們找不到這個“世界展覽巨人”是誰？何時何地做出如此驚人的聲明。

“技術鎖”

Christopher Sholes于1868年發明了“ QWERTY”計算機鍵盤的布局，該鍵盤至今仍在使用。人們已經習慣了這種鍵盤，但是一些智者對此表示質疑，認為這種“ QWERTY”布局設計不夠科學，因此有一種更高效的鍵盤設計“ Dvorak”。

現實情況是，看似效率低下的“ QWERTY”仍然主導著市場。

一眾經濟學家如保羅·戴維據此提出了“技術鎖”的市場失靈學說，認為市場選擇了低效的技術作為常規手段。

保羅·戴維（Paul David）在1985年就此案提出了“路徑依賴”的概念。如今，“路徑依賴”一詞在經濟學中已被廣泛接受。例如，微軟的Windows操作系統與中國本地金山公司開發的WPS之間的糾紛導致WPS輸給了Windows，這證明人們已經習慣于Windows操作系統并具有嚴重的“路徑依賴性”。

技術鎖定現象在展覽業中也存在。德國展覽業和展覽館的設計模型就是一個例子，因此，在展覽業和展覽館方面，必須將德國模型移出。實際上，美國會議產業和會議中心模式在美國，加拿大和亞太地區也很成功。美國的會議中心實際上是一個集會議，展覽和餐飲功能于一體的綜合大樓。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北京國家會議中心，韓國首爾的COEX，新加坡的新達城會議展覽中心，濱海灣金沙會展中心和澳門的威尼斯人，墨爾本和悉尼會展中心澳大利亞在該行業中眾所周知。他們都向美國學習，而不是照搬德國模式。

大膽的猜測：中國組織代表團參加海外展覽。訪問最多的是歐洲，而不是北美。參觀人數最多的歐洲自然是德國。我深受感動并逐漸接受德國館的設計和運營理念，尤其是當我看到漢諾威，法蘭克福和杜塞爾多夫時。 Erdorf展館的大型展覽認為，國內展館也應遵循德國的模式。結果，國內展館都是德國館的復制品。特別是在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的模式獲得巨大成功之后，德國館的設計就被視為經典。

德國展覽業高度發達。展覽館的成功運作和展覽公司的高效優質的服務確實值得我們學習，但我們還需要承認，對于許多城市來說，上海，北京，隋五個城市展覽的成功彭榮和德國模式一直以來可能會導致其他城市做出錯誤的選擇，因為一旦建立了德國標準，其他標準就不容易被接受，但實際情況是其他標準，例如美國會議中心模式，可能更合適。展館的出租率低，投資回報率低是效率低下的表現。畢竟，展覽的數量是有限的，高質量的品牌展覽希望在一線城市和領先的二線城市舉行。而會議的數目是展覽次數的未知數。

“敢問”

經濟學中有一些著名的“寓言”，例如燈塔和收費公路，它們對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潛在的影響，因此有必要重新檢查其準確性。會展業中的一些“寓言”也對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潛在的影響。 1：9，飛機錢和德國的展覽模式顯然會影響決策者，投資者和公眾輿論。

為什么容易信任專家，學者和高級官員？在更多的展覽從業者能夠提高他們的知識和理解力（正確的知識和理解力）之前，他們還需要勇氣去提問。對展覽業的發展方向，產業鏈中每個企業的競爭和運作進行實際指導和協助的概念是科學的。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Hayek）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農奴制之路》中說：“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沒有什么是必然的，使之成為必然。舉世聞名的經濟學家凱恩斯和哈耶克是“死對頭”，但凱恩斯在1935年也警告人們“就業，福利和貨幣”，以防止思想的傷害。 “實踐者盡管相信我不受知識分子的影響，但我經常成為一些過時的經濟學家的奴隸。那些執政并熱衷于無根據的狂熱者從一些三流學者中擺脫了狂熱。早晚，無論好壞，危險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在2011年北京《財經》年會上，英國經濟學家科斯（Coase）向會議發送了視頻。他說：“當今中國經濟面臨一個重要問題，即缺乏思想市場，這是中國經濟中許多弊端和危險的根源。開放和自由的思想市場無法阻止錯誤思想的產生。或邪惡的思想，但歷史已經證明，在這方面，壓制思想市場將導致更糟糕的結果……思想市場的發展將使中國經濟的發展由知識驅動，更加可持續。”